来源：天涯论坛
抗战期间，日军经常下乡扫荡，进了村子肆意烧杀抢掠，看电视剧总是有人愤愤不平的说：要是我，就在井水和食物里下毒，毒死这帮狗强盗！这种给敌人投毒的方法，难道抗战军民想不到吗？为何我们几乎见不到相关的记录？人类战争中的下毒史很悠久。毒菌、毒草和毒虫，锑、铜、砷、铅等有毒矿物质，天花霍乱鼠疫等病菌，都曾活跃在人类古代战争中，给敌人造成极大杀伤。蒙古人西征时，曾经在攻城战中用抛石机投入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直接导致了欧洲的黑死病，美洲的西方殖民者，也曾用沾染天花的衣服送给印第安人，造成当地人大量死亡。二战的苏德战场，德军一开始攻势凌厉，后撤的红军就焚烧粮食，在井水中下毒，尽一切可能给德军造成麻烦。那么，中国战场上为何很少出现给日军下毒事件？是中国人不擅长毒杀敌寇吗？其实，早在北宋，中国就有一本著名的兵书《武经总要》，里面提到了“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抗战中，无论是东北还是东南，中国军民坚壁清野，伐木断桥、藏匿粮食、自毁物资一直在做，毒杀日寇肯定很多人尝试过，但效果甚微，其中原因何在？首先，下毒说起来简单，在当时吃饭都吃不饱的生活水平下，毒物本身就是很奢侈的东西。民国时的人服毒自杀，一般是吞鸦片和砒霜，致死率都不怎么靠谱，而且大批量购买都价格不菲，至于顶级毒物鹤顶红、断肠草，更是民间罕有之物。自古以来，对于敌人军队大规模的投毒，除非是国家和军队行为，光依靠老百姓自己，只是杯水车薪，很难见效。第二，大家千万别把日本鬼子当成只会说“八格牙路”和“花姑娘”的蠢货，真实的二战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近现代化军队，绝不会轻易中招。当时，日军对中国战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远超今人的想象。通过大量的间谍实地考察，日军一线部队的情报工作非常精准。比如中国军队曾缴获过一本日军的《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手册上居然连中国当地的泥土粘着力、村里有几口井和水井的出水量都一清二楚。日军每个军和师团配备专门的防疫给水部，其基本职责就是防止疫病和确保净水。日军中的军医和技术人员承担侦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检验、验水消毒的任务，如果到了陌生的环境，日军士兵绝对不会不经检验就饮用当地井水。他们会将检测过的水源配以军用野战过滤器饮用，更不会贸然吃中国老百姓的熟食。这一点，我们其实从老照片能看到：日本兵进村，除了抢粮食，最喜欢抓活禽活畜，摘新鲜瓜果，而这些东西是难以下毒的。说日本鬼子最喜欢吃鸡不一定准确，但鬼子抓鸡吃是最没有风险的。此外，侵华日军对抵抗军民的报复，一向凶残严酷，一旦发现有人下毒，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血腥屠村，这也是很多人忍气吞声不敢行动的原因。中国军民极少投毒，反过来，日军却是投毒大户。由于资源贫乏，军力有限，日本是二战期间研究毒气和细菌武器最积极的国家。臭名昭著的部队，还有部队、部队、部队、部队等。他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5大细菌战基地，疯狂地进行细菌战屠杀中国人民。前文说的“防疫给水部”，另一个角色就是日军的细菌战部队。日本《井本日志》上记载，日军年在浙江的细菌战，使用飞机投撒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至少8次以上。释放毒气、给水源下毒，更是日军的保留项目。蒙满边界的诺门罕战役后，日军就曾对苏蒙军队实施细菌攻击，用各种传染病菌污染水源。中国战场上，日军大面积释放毒气，在井水中播撒带病菌的衣物、尸体，更是家常便饭。最后，说一个抗战中成功的投毒事件：南京毒酒案。年6月10日，由国民党军统局策划，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服务员詹长麟，在日伪高级头目的一次宴会中，往酒内投毒，觥筹交错间毒倒一片，日军中将山田乙三、大汉奸梁鸿志、温宗尧等多人中毒，两个日军书记官毙命。毒药是军用氰化钾，行动是军统的绝密策划，这才一举成功，只可惜就算这样，日伪大头目都没毒死。说到底，战争还是要靠剑与火的死磕，毒死日本鬼子的传奇，留给抗日神剧的编剧吧。年10月在南京，我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乎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本人对其远东威胁），抗战似乎走入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一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年12月，我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情的。走进这位93岁老人的家，他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鬼出电入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主人公——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5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批示，从此一生坎坷。有两个细节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仗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虽经历磨难却得以长寿的原因吧！“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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