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学院学报》年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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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周作人、博物文化等研究。
摘要：年周作人提出“诚”作为合格主体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周作人以自己的生活、阅读和写作等经验为基础，辗转于“趣味”“游戏”“好事家”、儿童理论、文体试验等概念和实践的尝试，并始终注重肉身的及物性所带来的真实性，试图确认自己的思想观点是通过切身的实践和体验得出，而非被抽象概念裹挟而来。新村运动期间，周作人建立了关于生活之艺术的确认，即人应该有丰盈的内面生活，但在物质层面却应该是简单而自然的。而新村运动失败后，他找到了社会运动之外的另一种肉体实践方式，即回归文学和艺术，以“诚”的个人主义与趣味的结合来处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并提出了“好事家”的比喻。从坚持“自己的园地”而将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到提出“生活的艺术”这一指向文化批评的概念，从将“好事家”作为“文学家”的形象性类比，到切实地以游戏等同于工作，追溯民俗日常生活的文化之根。
关键词：周作人；新村运动；“好事家”；艺术；生活
一、乌托邦的留痕：新村运动与周作人“人生”思想的活水(—年)
与鲁迅试以“诚和爱”作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1]一样，年，周作人也在《人的文学》中从中国传统中选出了爱、智、信、勇作为新文化的道德方向：“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2]从日后他的表述可知，此处的“信”与鲁迅的“诚”是相通的，但并非指向人与人的交往规则，而是一个主体论范畴的哲学命题，与“伪士”之“伪”相对，强调主体与自己信念之间的关系。
鲁迅和周作人关心的是“无所不爱”和“无所不诚”，后者指个人完全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世界的状态——因其彻底，爱与诚甚至焕发出了中国文化不曾有过的宗教光芒。在评论武者小路《一个青年的梦》的文章()中，周作人引用了武者小路的一句话：“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真诚，从内里出来，决不是装上去的。所以我想，靠这个诚，或能在人心中，意外的寻得许多知己。”[3]绝对不装，而是从内心流露出真诚，并靠“诚”与知己相遇，这是周作人一生未变的准则。
然而时移势易，“诚”这一信念的实践却随境遇辗转呈现出种种面相。—年的新村运动是周作人少有的社会层面的实践，也是在此过程中，他确切地认识到自己所认同的价值乃至美学观念，这成为其日后“诚”以立身立言的源头。
年在参观日本的新村时，周作人自认为见到了完全合理和反奢侈的生活，尽管安贫乐道本就是中国读书人认同的道德行为，但亲见具有宗教式情感浓度的社会试验，周氏仍旧被其成员的真诚和纯粹所震撼。对此他极言，“觉得三十馀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4]。与务实的社会活动家不同，参与到新村运动中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周作人在内大都是艺术家，其注意力并不全在“劳动自足”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上，反而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