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琥算计了一辈子，老了却得了癌症。病入膏肓之际，她还是要算计。
“在她病死之前，找到了一种更轰轰烈烈的死亡方式。车祸还有个目击证人，是常跟二琥一起打麻将的胖婶。她目睹了二琥过马路，进而被撞飞的全过程。实际上，从约胖婶这个点上，倪伟民已经明白了二琥的用心，她是自杀，因为她跟胖婶早就不一起打牌，牌桌上闹翻许久。而且，生病之后，二琥已经戒了麻将。这次特地约她出来，还说是打牌，这其中意思很明显。”
二琥找了个劳斯莱斯撞了上去，司机赔了六十五万，保险公司要赔五十万。
二琥在小说中是一个不太讨喜的角色。
她为人尖刻、自私、庸俗、势力，说好听点，是直言快语。
说难听点，是刁钻泼妇。
但是，她为自己小家付出之心日月可鉴。
所以，她要在生命的尽头为丈夫和儿子再赚一笔。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拼尽生命想要骗的保，竟让儿子儿媳离了婚，儿子患上抑郁症，父子相残。
而导致差点家破人亡的关键人物，就是她平日最不待见的儿媳刘红艳。
在某种程度上，刘红艳与二琥很相似。
她们的目标明确，行动力强，都是为了家庭而甘心付出的女人。
在二琥的庇护下，倪伟民唯唯诺诺。同样，在刘红艳的强势下，倪俊得过且过。
这个家庭靠两个女人撑着，而两个女人都想掌握家里的主导权。
于是，冲突一触即发。
刘红艳在二琥死后，揭穿了二琥骗保的拙劣手段，从而夫妻反目，父子大打出手。
表面上，刘红艳维持了社会意义上的“正确”。实际上，她对倪家的“背叛”是对二琥最狠的报复。
是一个外地媳妇长期积压的反抗。
二琥一直不满意刘红艳。
一来是因为她是外地人，二来刘红艳家境不好。
刘红艳的母亲是再嫁，继父身体不好，继兄们如狼似虎，都不肯承担老父亲的医药费。
娘家的担子，刘红艳也要承担几分。
要不是倪俊绝食以死相逼，二琥是绝不会答应的。
继父患癌去世后，母亲被继兄逼着要卖掉房子，眼看就要居无定所了。
刘红艳自觉身上担子就更重了。
所以，她不顾二琥催生，执意要将全副精力放在工作挣钱上，为了让母亲就能搬到城里跟自己住。
这也是二琥最不满意刘红艳的地方。
婆媳俩维持着表面的客气，心中积压着对彼此的不满。
刘红艳不满二琥，是因为这个婆婆从来没有将她当家里的一份子，处处提防着她。
就连买房子，也要是谈条件的——刘红艳必须要先怀上孩子。
为了能快速解决住房问题，刘红艳只能委曲求全怀了孩子。
二琥果然一改常态，对她呵护备至。
可是，在买房子一事上，二琥还是迟迟不肯定下来。
彼时，刘红艳不巧流产了。房子一事就此搁浅。
怀孕前后，二琥的两副面孔寒了刘红艳的心。
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子，长相也不错，配倪俊是绰绰有余。
“倪家长孙倪俊，偏偏又是个不求上进，随遇而安的孩子。用时下的词叫佛系青年，刚开始靠着老爹的关系，在打饭店面包房做事，嫌胳膊疼，后来他二叔伟强托了关系，安排他去外国领事馆做管理（约等于保洁）。”
倪俊可以心安理得地啃老，红艳不行。她的母亲早晚都要投奔她。
她必须要让母亲安享晚年，因为母亲两次改嫁都是为了供她上学。
她不能辜负母亲的牺牲。
一个人可以欠金钱上的债，不能欠感情的债。
欠了感情的债，一辈子良心难安。
所以，她不得不有野心。
倪家人没有一个支持她的野心，甚至不理解她。
在她们看来，红艳就是冲着倪俊的城市户口来的。
他们对外地人充满了戒备与偏见，尤其是二琥。
在二琥看来，女人实现自己最大价值的方式就是生个孩子。
红艳则看婆家买房无望，就打定主意暂时不生，靠努力工作挣钱自己买。
二琥与红艳都不是坏人，而且两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家庭。
遗憾的是，观念的差异，生活方式的迥异，让两人的裂痕越来越深。
通过伟贞牵线，红艳靠母亲卖房子的钱和自己的积蓄偷偷地买了一个小产权房。
她向倪家人撒谎说这个房子是给母亲租住的。
目的就是想从二琥那里再捞些钱出来。
以前，红艳非常看不惯二琥对倪家人的算计。
现在，在房子这件事上，她也成了第二个“二琥”。
事情败露后，倪俊在二琥的挑唆下，与红艳发生了激烈地争吵。
一急之下，倪俊将红艳推倒在地。
红艳的外伤并不严重，却意外发现怀孕了。
这下形势又发生了逆转。
红艳成了“大熊猫”，不仅倪俊向他负荆请罪了，二琥两口子这下真的那出钱来给他们买了房。
红艳一下子拥有了两套房。
这套房子是怎么来的，红艳心知肚明。
靠着孩子上位，做起了倪家的主，只有几个月的事，但就在这几个月里，红艳要改变地位。
可是，天不遂人愿，她又流产了。
不仅流产，而且两年内都不能怀孕。
这一次，连倪俊的态度也冷淡了下来。
“红艳齿冷，自打她流产，伟民和二琥只来过一次。倪俊倒是天天来，只是，红艳也能感觉出他态度的冷淡。”
将她当成生育工具，有孩子，就将你捧在手心；孩子没了，不关心你的身体与心情，将你视为罪人，刽子手。这是第二次红艳对倪家人的失望。
红艳与二琥唯一意见一致的就是，红艳要转行卖保险。
而且，为了支持儿媳，二琥从她那里买了一份意外险。
也就是这份意外险，为今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隐患。
也许是天赋，红艳的保险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工资比以前在幼儿园的工作要高出许多。
这下，她完全不用靠孩子来提高与巩固倪家的地位了。
有了钱了，腰杆子也硬了，红艳尝到了钱带来的种种便利。
但是，好景不长，红艳的母亲庆芬被查出癌症。
得知病情的母亲倒是很坦然，但是红艳不淡定了。
她拼尽全力要在这座城市立足，就是想给母亲一个安稳的晚年。
没了母亲，奋斗还有什么意义。
而倪家，因为倪老太太已经焦头烂额，二琥更是以此为借口不肯借钱给红艳母亲看病。
得知真相的红艳与倪俊吵。
哪知倪俊不帮自己，反而说父母的钱他们想给谁就给谁。
为了筹钱，婆媳俩瞒着倪家人，联手卖了倪老太太的一个古董盒子。
原本二琥只想分给红艳几万块钱，谁知红艳执意要平分三十万，否则就将此事宣扬出去。
二琥在红艳这里吃了亏，而且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她终于见识到了红艳的厉害，以前只知道这个外地女孩子不简单，但好在孤身在外，听话好拿捏。
现在，红艳能挣到钱了，二琥就再难摆布她了。
有了这笔意外之财，红艳母亲就可以安心治病了。
但是，她还是死了。
医院，是被街上掉落的广告牌砸死的。
保险公司赔了五十万。
而这个时候，偷卖事件败露，红艳很羞愧，愿意拿出十五万。
二琥因为网上赌博将十五万全部赔了进去，自然拿不出来。
红艳很寒心，眼见着倪俊奶奶在重症监护室等钱救命，可是二琥坚决不拿钱出来。
而且还理直气壮冲红艳发火：
“你倒是个孝子贤孙，你因为你妈那事得了几十万，是不把十五万放在眼里。”
母亲，是红艳的底线。
她的惨死，让红艳崩溃，而婆婆却认为她拿着母亲的命钱逍遥自在。
这简直是对为人子女最大的侮辱。
红艳再也忍不住了，第一次正面硬刚二琥：
“妈，您这种价值观我实在不能认同，人重要钱重要？人没了，要钱干什么？留着买墓地？奶奶生病，你恨不得算到骨头里，倪是不是巴不得奶奶死呀，很遗憾，家里除了那个木头盒子，没有其他值钱东西，没有金山银山等着你分。”
为了钱，两个三观不同的女人可以结为盟友。
虽然卑劣，但是两人所为的目的却不相同。
红艳是为了给母亲治病，二琥是自私，是抠门，是为了享乐。
所以，红艳自认为在道德上要优越于二琥。
这也是两个女人本质的不同。
红艳要比二琥更有人情味，虽然她也看重钱。
钱的问题随着倪老太太过世而暂时缓解。
二琥却在这个时候查出了胰腺癌晚期。
在死亡面前，二琥反而平静了许多，淡然了许多。
她不愿意人财两空，在最后的时间里，她还为倪家挣一笔。
倪俊不愿接受二琥是自杀，倪伟民已经察觉到，但为了完成二琥说不出口的“遗愿”，他选择否认。
只有红艳是理智的。
她知道一向爱钱的二琥是会做出故意撞车骗保的事情来的。
事实也是这样。
但是，她的理智在倪家两父子看来，是绝情，是吃里扒外。
红艳这样做，到底是不是丢车保帅，想要在保险公司立功。书上没有明说，但是，倪家父子就是这么认为的。
最终，保险公司拒赔，在倪伟民的示意下，倪俊与红艳离了婚。
离婚后，倪俊一蹶不振，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以前温顺善良的倪俊变得暴躁易怒。
他看不到希望，整日躺在二琥的赔偿款上吃喝等死。
父子俩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到了挥刀相见的地步。
“倪俊嗷一声，胳膊一拧，伟民扛不住疼，又倒在一旁。手上还不闲着，死死掐住倪俊的下巴。倪俊当即还以颜色。他毕竟年轻，一只手就能掐住伟民的脖子。伟民快不能呼吸了。仓皇之中，他摸到床头柜上的紫砂壶，下意识，不顾一切朝倪俊头上重击。一下、两下、三下。”
二琥费尽心机，不惜用自杀的方式骗保，就想给父子俩安定的生活。
现下，父子相残，是对二琥这辈子付出极大的嘲讽与否定。
老实巴交的父子俩竟然以这种方式互相伤害，也难怪伟贞会对二琥不敬：
“大嫂想留钱，现在好，老的小的都靠这钱，混吃等死，坐吃山空。”
最后，红艳还是与倪俊复了婚。她会以第二个“二琥”的方式照顾倪俊以及他们的孩子。
那么这个家里女强男弱的局面就会一直维持下去。
倪家的败落，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