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段落-----
第六辑不享受生活就是罪孽
如果我借助布谷鸟说明一般人的无知，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种鸟儿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这仅仅是因为在非洲一个好像所有的布谷鸟都闯进来的教区里度过一个春天，我认识到我对它们了解得少而又少，我所遇到的人也无不如此。但是，你我的无知还不仅仅局限于布谷鸟。我们的无知关系到所有上帝创造的事物，上至太阳和月亮，下至百花的名字。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聪明的女士打问新月是不是总在一周的同一天升起。她还说也许不知道更好，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在天空的什么地方能等到月亮，那么月亮的露面迟早都是一种令人快活的惊喜。但是，我估计新月即使对那些深谙其升落时间表的人，它挂在天空也同样会令人惊奇。春天的到来与花潮的到来，也无不如此。我们看见一枚早到的报春花会欣喜不已，是由于我们对一年寒来暑往习以为常，知道迎春花应在三四月间而非十月间开放。我们还知道，苹果树的花开在果子之前而非之后，但是我们在五月的果园度过一个美好节日时并不会因为只见花不见果而减少欣喜。
同时，每逢大地回春，重温许多花卉的名字也许会有一份特殊的快活。这好比重读一本几乎忘掉的书。蒙田告诉我们，他是忘事佬儿，重读一本好书时总感觉是过去压根儿没有读过的存书。我自己的记忆也靠不住，跟筛子差不多。我读《哈姆莱特》和《匹克威克外传》，总觉得它们是新作家的作品，从印刷厂出来还油墨未干，它们的许多内容在一次阅读和另一次阅读之间会变得模糊不清。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记忆是一种苦恼，尤其你一心想把事情记得准确无误的话。不过这种情形只是在追求生活目标而非娱乐时才会有的。仅仅就贪图奢侈而论，坏记忆会夸夸其谈的东西倒不见得会比好记忆少多少。你要是有个坏记忆，不妨一遍又一遍阅读普鲁塔克和《一千零一夜》，读上一辈子。许多细端末节也许会粘在最坏的记忆里，正像羊群一只接一只挤过篱笆的空隙，树刺上不能不挂住几缕羊毛一样。但是，羊群本身挤过去了，伟大的作家挤过无所事事的记忆如同羊群穿过篱笆，留下的东西少而又少。
如果我们能把书忘记了，那么把月份以及月份过去后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忘掉也是很容易的。这会儿我跟自己说，我了解五月如同乘法表一样清楚，关于五月的花卉、花开的样子以及品级也不怕别人考一考。今天我敢肯定毛茛有五个花瓣（也许是六个花瓣？反正上周我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明年也许我就算不清花瓣有多少，不得不再温习一遍，当心别把毛莨与白屈菜搞混了。到那时，我会用一双陌生人的眼睛，再次把世界看作花园，对那五彩缤纷的田野惊讶得透不过气来。我会情不自禁地纳闷儿是科学还是无知，认定雨燕（那种黑色的鸟，比燕子大，与蜂鸟同属一类）从不在窝里栖息，而是在夜里消逝在高空。我会带着崭新的惊奇了解到，唱歌的是雄布谷鸟，而非雌布谷鸟。我还不得不再次了解清楚，别把剪秋罗叫成老鹳草，重新按树类的规矩弄明白白蜡树出叶早还是出叶晚。有一回，一个外国人问一名当代英国小说家，英格兰最重要的庄稼是什么，他连想都没想就回答说：“黑麦。”无知到这种程度，我倒觉得达到了卓越不凡的地步；不过，就是无知的人的无知也一样深不可测。平常人拿起电话就打，却说不清电话的工作原理。他认为电话就是电话，火车就是火车，莱诺铸排机就是莱诺铸排机，飞机就是飞机，如同我们的祖先把《福音书》里的神迹当作神迹一样。他用不着发问，也不必理解，仿佛我们每个人做过调查，只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事实组成的小圈子。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在多数人眼里只是装点门面的玩意儿。可是我们不断在我们的无知面前做出反应。我们时不时醒过劲儿来，进行推测。我们乐此不疲地遇事就进行推测——推测死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推测那些据说连亚里士多德都解不开的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午间到午夜打喷嚏是好事，而夜间到午间打喷嚏就倒霉”。人类知道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在寻求知识过程中这样飞跃到无知状态之中。说到底，无知的巨大乐趣是寻根问底的乐趣。谁要是失去了这种乐趣或者把这种乐趣换成教条的乐趣，即回答的乐趣，那他就已经开始僵化了。谁都会对周伊特这样一个凡事爱问为什么的人肃然起敬，此公年届花甲才坐下来学习哲学。我们大多数人远不到这个年龄便丧失了我们无知的感觉。我们甚至会为我们松鼠储粮般的知识洋洋自得，把岁数增长本身当作一门大学识。我们忘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留名，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他活到古稀之年仍然一无所知。
人，诗意地栖居（节选）
德国·马丁·海德格尔
这个诗句引自荷尔德林后期一首以独特方式流传下来的诗歌。这首诗的开头日：“教堂的金属尖顶，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为了得体地倾听“人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我们就必须审慎地将它回复到这首诗歌中，因此，我们要思量这个诗句，我们要澄清此诗句即刻就会唤起的种种疑虑。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开放的期备姿态，去追踪这个诗句从而应答这个诗句。
“……人诗意地栖居……”说诗人偶尔诗意地栖居，似乎还勉强可听。但这里说的是“人”，即每个人都总是诗意地栖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切栖居不是与诗意格格不入的吗？我们的栖居为住房短缺所困扰。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文艺性的活动，或是书面文艺，或是音视文艺。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到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到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功效是按照当下的现实性之尺度而被估价的。现实本身由形成公共文明意见的组织所制作和控制。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之一（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就是文学行业。这样，诗就只能表现为文学，甚至当人们在教育上和科学上考察诗的时候，它也还是文学史的对象。西方的诗被冠以“欧洲文学”这样一个总名称。
但是，如果诗的唯一存在方式自始就在文学中，那么，又如何能说人之栖居是以诗意为基础的呢？“人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毕竟也只是出于某个诗人之口，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还是一个应付不了生活的诗人。诗人的特性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诗人们无所作为，而只是梦想而已。他们所做的就是耽于想象。仅有想象被制作出来。人之栖居可以被认为是诗歌（Poesie）和诗歌的（poetisch）吗？这一点实际上只能假定：有谁远离于现实而不愿看到今天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人——社会学家称之为集体——的生活处于何种状况中。
然而，在我们如此粗略地宣布栖居与作诗（Dichten）的不相容之前，最好还是冷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