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我们第二章
五
在一种相当明显的现实情况下，我们普遍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与事实上的境遇更加令人不无担忧。
但是很奇怪——文字所具有的慰藉和麻痹功能却会使我们的忧虑减轻或者得到稍稍的缓解。
触手可及的事实是，如果单方面抛弃现实的话，必须承认，由于文字和语言为人所用，在人本身看来，介定一个概念是简单而易行的，甚至于也是可信的，虽然在理性和情理上也许会有粗疏或不完全之处。
但在实践中，人类却发现，一些概念还是被现实条件所肢解与屈读。
比如：“*治”这样的词语。
*治，是什么呢？翻一翻词典，其原意是“**、集团或个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措施”。
这样的解释无疑相当平和而中性，甚至我们应该说它充满着温热的人情味，从其语意上，谁也不可能看出分毫的残酷的意思来。
我们必须这样强调：如果仅仅依赖教科书的解释是相当危险而不可信的，就*治社会的现实而言，我们也不应该从统治阶级的说教那里获得真正的可信的结论。
无论从以往的经验、现在的事实与状况，还是依照几千年的人类进程规律去推想，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在一种特定的以利益为中心的时代，*治总是一个或一种人类相互掠夺和洗劫的产物。
在这同时，我们也还应该较为全面和公正地指出，出于人们共同相处而产生的组织与管理的需要，*治（或直指权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其内涵有分寸地缩减，方能对讨论本身有直接的帮助）或许是必须的。
然而，我们也须进一步说明，正象规则应该公平一样，对于用来约束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如果排除了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的利益争夺和阶级斗争，在内部事务处理的角度而言，作为体现一定时期的*治需要、社会稳定发展的管理体制，最一般的公众都希望它首先必须建立于“公正”这样的一个根本支称点。
中国的古人理想化而且浪漫地认为：“*者，正也”。
看来，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公众意识，甚至也是完全应当这样实现的机制要求。
通常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布的宪法一样，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之所以出现，其渊源和意义也正是基于此、缘由于斯。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谁都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真正的革命，它的重要性与深远的*治影响，正如我们上一代人所耳熟能详的“推翻了“三座大山”（不，我们的后代人都应该也应该记住它、记住中国共产*领导我们的民众所取得的这一桩丰功伟业），中国人民从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治上、经济上的解放，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权和法律首次肯定和符合了人性的要求。
至于“没有共产*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歌颂唱赞自然也就没有丁点过头的嫌疑。
但是考证现在的现实，我们可以这样充分地判定：阶级仍然是一种忽明忽暗的摆脱不了的存在。因而剥削与歧视、压迫与不公正这样的现象若有若无地、不即不离地遍布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吃惊的。最常见的事实是：强权对弱势的理所当然的侵夺、资本对劳动赤裸裸的剥削。
放在历史的层面上来考察，在过去，阶级界限明显、等级秩序森严的封建王朝，一些令人不可思议和啼笑皆非的现象是，有时候，往往的现实里总会出现讽刺意味，那就是统治阶级也倡导*治清明、劝说公正。
而且这种表象的强调与声明的急迫意味，有时竟比我们更多的更普遍的民众更甚。
我们今天从中能够读出了些什么？
那就是：欺骗！
六
大多数的人们是不是应该需要懂得什么是*治呢？也许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也无须提倡的设问。
仅就环境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就实现公正的手段而言，*治体制或者管理意义的实现，它在方法与手段上是有着许多的渠道的。
今天，考证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大多数人的代表的我们发现，以实现的主体与方式来看，“人治”和“法治”是其两种根本实现形式。
而“人治”和“法治”，它们的重要区别和所产生的后果是存在着如何巨大的不同，我们已经不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争辩，我们过去厚厚的一部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了一切。
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所急切关注的中国的现实。
一直以来，我们的国家*权体制与现实是怎样的呢？敏锐的人都注意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由于儒家*治一直占着传统的主导地位，这样，不仅仅是奴隶或者封建社会，直至我们已经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制的今天，谁都明白：以崇尚道德教化为根本目标的“人治”仍然一直地成为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形态都奉行的*治管理实现方式。
从古到今，谁也无法否认和推翻这样的现象和规律，“人治”正是务实而聪慧的儒家们所津津乐道、不耻追求的。
一向讲究秩序与等级、名位和尊卑的儒家，这些自认道德化身的人们（又有谁可以揣摩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呢？）相信，凭着自己个人的修养和道德品性，并通过他们这些修性高深、人品高尚的人的劝导和教化，就会顺其自然地使全社会达到和美与稳定。
他们是这样天真而一相情愿地设想的：这个社会不但大同，而且使每个人都能安于天命、宁静而快乐并有相当的可能实现个人的期盼与理想。
然而我们的现实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或者，按照这种儒家理想所企图构架的今天的社会秩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样考证的时候，当然地，人们很有趣、也更惊讶地发现，漫长的时间以来，这种*治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在理想意义上的终极追求和现实的状况却永远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
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斗争规律，历史当然也曾有过对它的反对与挑战。
在二十多个世纪、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这种反对与挑战、碰撞与反抗的力量最为明显、最为激烈。因而无疑地，它们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也占着无可争辩的当然地位。
其中最主要的是道家、墨家和法家，等等。
就今天的我们的价值体系，或者我们现实的人类生活目的与价值来看，法家的地位更应该被我们所推崇。
“法”家对“礼”的挑战在我们中国的思想冲突历史上极富悲剧意义，人们有理由这样怀疑与设想：它闪耀出来的火花或许也只能稍纵即逝、一触即溃，但是我们看到，它孕育着的光辉却必然永远贯穿和影响着中国进程的整部历史。
在当时的现实里，思想的对峙与冲突是这样开始的：仅只是比孔子稍晚的几百年之后，一位最出色的法家代表——韩非子列举了当时“人治”社会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建立法制*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有趣，他当时所列举的社会状况和背景居然和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全无二致。
就言论的迥异与思想上的不同主张的角度而言，他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和每个中国人都心领神会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两种根本尖锐对立的观点。
可惜的是，相比较而言，儒家的力量太强大了，人们不无沮丧地发现，它的根基在中国这个宏大的土壤里是这样的无可动摇。
这也是我们认定法家悲剧性的理由。
事实上也是，在后面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儒家的思想、管理理念和行为模式特别是包括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准则和秩序与规范，一直盘踞在中国的上层，并藤缠雾绕般延伸到广泛的民间方方面面的肌理、深入而粘附地钳制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
这种力量已经具有无边一样的魔力，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摆脱它的限制、继而是无法走出它无处不在的阴影。
从现在的相当的程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只可能在理论上就主体上的区别来为“人治”和“法治”在实质和手段上确定一个根本区别点，而且在现实里，这种区别也只可能是空泛且概念性的。
特别是，基于当前的体制的阻滞和世俗的巨大力量，我们更不可能在主观上根据人本身的需要来选择两者之间的任一模式。
所以这样的事实与现状只能让人见怪不惊——在我们讲究“宗亲”、崇尚“等级”习已久远的儒家国度，在东方这个国度悠悠长河及漫长的历史中，在我们的现实里，毫无挽回地，人们能够看到的总是“人治”这个怪物的阴影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舒心适意地在摇来晃去，自由地穿梭并钳制着整个我们的中国历史和现实。
七
我们这样的人类，我们这样的民族的历史已经演绎了漫长的几千年。
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怀疑习惯的力量，可以去质问一种延续文化所导致的无边的扩张力。
因为就具体的情形与角度来看，儒家理念和这种理念所规定的民族心性与社会*治模式是这样的稳如磐石。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种庞大的民族自信自傲的精神框架。
但是历史一路这样走来的时候，到了每一个弱小个体的心灵都能渐苏渐醒的年代的现在，我们不应过度地沉迷于某种理论，迷信某些固有的反动传统，而是通过数千年的历史验证的教训，或者是，我们也早应该幡然醒悟，并对一些最明了、最能暴露问题实质的纤弱细节奋起质问——
那就是，企图以个人的道德品行来维系体制和现实的公正是极端危险的。
儒家一贯所倡导的“仁*”，就是这样的生动例子。
几千年来，儒家的“仁”和“礼”确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无以记数的呆板而又自命不凡、狂傲却也卑劣、道貌岸然其实极端猥琐、力图奴役别人自己又习惯被奴役、颂扬公理但肆意践踏公众权利的中国下级官吏。这是体制使然，更是民族心态和传统的外在表现。
在等级社会不断向职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似乎直至现在的人们才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过去，也或许现在的一部分冥顽不化的人，这些受了教唆的单纯和单一思想灌输的人们也还相当主观而且一相情愿地相信，以官绅们个人的道德水准和修养程度就可以培育出一个清正廉明的*府，而不去将他们设想为骗子、无赖和窃贼。
无数是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从逆向或逆证的角度来讲，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官绅往往都是沉醉于道德的说教和成为旧道德捍卫者的原因。
因为事实很明了——他们总是利益的唯一既得者。
这个时候，他们最聪明的办法，要么是默默无言、窃喜于心；要么就极力歌颂与维护，从而恪守旧规，堆积传统的防御和制约力量。
而在另外的对立面，更多的人们因为长期的教育与劝导，习惯在这里仿佛兴奋剂，演化为神奇的不可悔改的力量，使他们总是一群一心一意、一厢情愿而无知无助的善良者。
在具体的某一个历史层面来考察历史的人都会相当清楚：任何时候，我们都很难就“贵族”的定义笼统地在内涵上准确、外延上完整地下一个全面而可信的定义。
但是无论*权怎样的更迭和变换，最广泛的下层民众都知道：“贵族”作为一个有闲有权阶级的地位都是稳固的，不同的是，它一般也随着某个王朝的兴衰、*权的更动、江山的易手而变换。
直接而言，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区分君、民，“士、农、工、商”和“三教九流”的意义在于：它简单而明确地指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
这种识别方法，也恰恰符合中国文化中“凝练”的这个特点。
可是，就原本解放的人性、和公平而道义的角度讲，人类这样一些具有生灵的东西，也即人类，无论是心灵，还是我们的身体，都需要毫无戒备地自由飞翔。
然而，事实上已经有人发现，无论哪种文化，特别是封建社会历史极端漫长的我们的中国，不须特别留意地，我们都能读到“君主”的威严，强权的无所不在的冷酷，所有这些，总是令我们噤若寒蝉、战战兢兢，很奇怪，极端的时候，下层的某些脆弱的人有时居然还会生出自惭形秽和生不如死这样的心理……
现在我们应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先哲们吟唱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说教，与其说是一种昭示，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
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纲常准则，在都珍惜生命、关爱生活的每个人看来，都是该切齿仇恨的。
站在理性的方向与立足点，也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不禁会问：除了世俗的现实对于人的各种约束外，理论上的*治，实际上的强权，生存中的弱肉强食，于人们的心灵而言，相互造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呢？
八
这样就有了讨论与注解一下“权力”的必要和可能性的意义。
围绕“权力”这个字眼，围绕它的原则与目标、表现形式与要求等等……由于它的显赫，不光是学者，就是多愁善感但又力求公正的下层的人们都会敬之、畏之，想近之却只能“避而远之，”以至会想到很多很多。
权力是什么？这样的概念，让一些可爱而不现实的来解释总是容易产生误导作用，而且通常是有悖于现实的。
事实上，或者比较靠近本真的概念而言，权力是一种满足程度，它在外部的表现上是对他人的支配和左右程度，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其所能占有的空间和范围，一般也就代表着权力的大小。
就是现在的现实，我们可以一般性地、不武断地说，对于普通的人们，就是通常所指的老百姓，他们不是害怕权利，而是现实里对于不公正、不人道的强权的无奈的恐惧。
今天所谓进步了一些的现实里又发生着、延续着什么样的情况呢？
为着一种欺骗的需要，在今天，我们或许会创造出更多的诱骗性和煽情性的文字，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理”……然而，所有的这些，它们都已经早已失去而且也只有失去本来的意义了。
理论上说，语言和文字的出现确实具有这样的双重功能：交流和欺骗。
人们也许也会奇怪：就其欺骗的功用角度来推论，这是不是也是语言本身出现的初衷呢？
但是无疑，这是一个站不脚的论断、经不住推敲的假设。
人们其实也很少去追问其中的原因。
但是其实，享受着无边特权的“父母官”们（我们把权力占有者称之为“父母官”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今天，他们又被称为“公仆”），为着欺骗的得逞，为着能够对小民的愚弄时间的持久、进程的漫长，其内心的暗笑和嗤之以鼻的神态是明显可以感知的。
所以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虽然共和国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宪法与法律这种相对约束的形式，并且规定了“公仆”和“主人”的本应关系，然而，由于传统积淀的无边的魔力导致的*权与体制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缺乏真正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社会，这当然不能不算是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和侮辱。
所以随之而来的，一朝又一代地，我们沮丧而无助地看到“恶人”、“官们”视一切为草芥的横行霸道、听到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和飞扬跋扈的举止……而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只有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将其奉如神明，我们现在还被逼奉行和膜拜的，是“君”、是“师”，是“纲常伦理”，听到“统治阶级意志”……
确实不是作一个自我辩解与微弱企图的自我保护。
上述的根究，根本不是所谓的“书生意气”，也不是什么“妖言惑众”，因为照直而言，在身体与心理被控制和欺诈的情况下，真实的天和地无疑离我们相当遥远，心情的自由与思想的舒畅，它只能被我们在心灵里偶尔所感知、所体会。
虽然在自然发展的需要上，它本应是同人类凝成彼此愉悦的一个整体。
同时，也是利益的排他性，在历史和今天，权力的实现总是带着极端的歧视色彩并且形成封地和宗族群体意识。从古代的“捐官”和科举制度、裙带关系…。。到今天的行贿受贿、跑官要官、关系，*派之争……一些相当明了的现实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善于钻营但又虚假自私的官们总是这样乐此不疲。
应该这样客观地指出，除了善于钻营与无任何一丁点的羞耻感而外，有一些也和我们一样不是“官”的人，这些人还和我们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他们基本拥有着和权势能够亲密交往的足够的财富（今天，普遍的人们都扬言并且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其实理智的我们更愿意这样中肯地说：权势和金钱更直接地改变我们的命运、左右我们的一生，进而谱写我们不同的喜怒哀乐、规定着我们不同的贫富贵贱、荣辱沉浮），“钱可通神”，金钱和权势，历来同种，亲密得几乎可以互换。
就*治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还可以回到纯理论的角度上来探讨人的沉浮际遇与命运。
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明了：区分阶层实际上有着管理上的重大意义，这个时候当然也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种管理的前提是——它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到了今天的共和国，由于文化传统长期的侵染和体制本身的错位，它还不能够比较健全地保护大多数人。
历史一路走来，这样告诉我们：在这种管理的高压和误导下，我们贫弱而无势的平民，只能成了权力施暴的牺牲品，除了无助自救、除了“望洋兴叹”，还能做什么呢？
或许历史上，是有着那么一些明智的隐野之人，侧身于南山之外，倒可悠然，而负有纳税和各种劳役义务的众多平民，因为摆脱不了生存的磨难、躲不开生活的迷惑、同样也就避不了权势的施行，因此却必须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负重前行。
无论过去恶毒的*治体制和丑陋的社会形态，还是我们的现在，相同与重复的故事多多，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长句，只能徒然使人长呼短叹而已。
九
还是回到我们人类生存的起点，进行一番好好的反思和客观的剖析。
通常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在人类最初蒙昧和古朴的状态下，人们总是把管理看作一种责任和义务的。
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情况下，特别是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往往就个人的能力而言，管理者通常也都是能人和智者，这个时候，人们是在一种虔诚的心态下，自觉自愿地把这种责任和义务交给他们的。
比如周朝以前的远古时期。
从对付生存的能力进一步升华到思想境界的层面，也可以进行一番过滤性的实证。
确实，人们不得不这样认为：先知者是受人景仰的，而教人走向光明坦途的领路人也是应该尊敬的。
清谈主义、空论理念总有“海市蜃楼”之嫌。
把对观点的讨论又拉回现实，只有这样，才会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客观来讲，理想意义上的管理，其内在要求就是让更广泛的人们各有所安，并且活得自在和幸福，这也是今天才被我们所倡导的“民主”的内核和根本要求。
但是，反观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我们所见到的事实，似乎已经背离了积极的目标的要求，现实里可怕地变成的是“官”们综合地展露出来的商人的奸诈、小人的阴险和*客的卑鄙，他们表现在外表的，是伪善的道德和说教，内心隐藏的却是践踏人间一切平等的欲望。
而他们的这种欲望，在体制的狡猾和不公正以及人们意识脆弱和蒙昧的情况下，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特权与财势所能带领来的欢乐，并得以毫无遗漏的挥洒：对他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甚至是思想的控制和左右，对公共财富的任意割舍、支配和抢夺…。。
这样的概念，残酷来说实际就是人们在语言上所耳熟能详的“生杀予夺”，浅层次地讲，才是遥不可及、空有其名的管理本身。
这个光环的吸引力过于迷人，这种诱惑太使人行色难以自持，以至于“仁德”但聪慧务实的儒家一直早就谆谆教导说“学而优则仕”。
正因为“仕”所代表的权力具这样无边的魅力，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看惯了历史上一系列充斥着智慧而又布满阴毒的暗室密谋、轼君篡位、*权相争，直至今天的“跑官、要官、买官”和为官者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专横跋扈、恶贯满盈的一切现象，这样的现象类比一下过去的封建特权阶层，其意是不难理解的。
压迫到了极端，引起反抗是自然而然的。阶级惟上的历史上，忍受不了饥寒交迫却又忍耐力极强的平头百姓，他们由于相当程度上信奉的“将相本无种”而揭竿而起和历数不尽的平民暴动，除了最初解决生存的动机，最终也是怀有夺取专制权浓重目的的。
所以，出于这样的需要，也是这样的情况下，普遍的情况下，人们所有的生存和尊严就无可救药、无一例外地成为权力的娼妓——哦不，是权力的玩物！
但一方面的更多的情况和无奈的事实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
就中国人而言，“好死不如歹活”的信念与思维定势已经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所以“忍为百福”，“平安是福”成为热门生活的宝典，以至于阿谀奉承、屈意迎合、忍羞含辱已经是每个人都必备的生存技巧，今天的情形依然故我。
是的，现实当然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只能是充满着很多无奈的、无法回避的矛盾，因而我们为着生存所作出的任何忍让和牺牲，也似乎地就具备了着很多的合情与合理性。
在很多聪明的人看来，胯下之辱还是必须忍受的，在他们看来，仰人鼻息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在这种文化导引下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生存法则呢？今天，我们中的任何人都知道：能够制约和羞辱别人，成为证明自己生存价值的一种体现准则和实现美德。
由于这样共同认定的生存理念，导致的是弱势群体的芸芸众生们对于任何际遇都只能无所适从、一筹莫展，而又无法逃避。
人们都发觉，“容忍”即是我们漫漫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积习下来最明显的一个特性。
这样的国民特性，使我们现实的、具体的生活总被“一团和气、恭卑谦让”所包围、所困扰、所限制、所决定，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形都是这样，我们象就是怀着令人羞愧的债务而生存着。
已经无须去追问了：人们是在什么时候怀着这个沉重的债务呢？
稍微更具有勇气和理性的人肯定会嘲笑这样的“消极避世”。
确实，这种道德的取向和价值观的确立与界定不是崇高的，就是一般的现实意义而言，也是不可取的！
在西方人那里，何止不崇高、不可取，简直地，这本就是一种罪恶、一种值得羞耻的懦弱。
但是这些可敬、可爱的西方人往往不懂得中国的文化、以及生活中的实情，他们也就显得幼稚得很。他们缺少这样的常识：在缺乏法律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的保护的社会环境下，吃一次亏，受到一回不公正的侮辱，在一个人的一生里是一种怎样致命的打击！所以，这样的“消极避世”和忍让，是怎样高明和睿智的生存技巧啊。
十
问题是，我们往往也无法窥透一般情况下的奥秘。
如果将被管理者的义务联系起来，去求证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发现，它和一般意义上的亲情肯定有所不同。义务和责任，应该说，有些是与天俱来的，有些则是完全值得歌颂的。
比如，对应付生活而进行的劳作等等；
再比如，儿子对父亲的尊敬、对母亲的热爱——我们说，这样的义务和责任是伟大的。
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义务和责任怀有血缘上的自觉，更是一种感情上的自觉。
但是这种我们称之为“*治”的东西，它是一种强制性的、非人道的外力，它所需要扼杀的也不仅人的肉体，关键的是：对象还直指人和人的心灵本身。
虽然由于它和很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受其禁锢的程度一般也和固有的血统、出身、努力、机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相同的是，我们必须毫无选择地要交出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让其去奴役和摧残。
“*治”、“权力”、“公众事务”、“管理”……这些字眼，听起来是这样温情脉脉、词正义严及冠冕堂皇，但是，淹没和挣扎在其中的，我们分明听到的是弱小群体怎样的哀号呵！
十一
在历史长河的上游，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遥望到“人治”的幽灵幻化为水，孱孱流来，一直徜徉在现实的河流；而在故纸堆里沉睡的历史，隐藏于文字背后的传统与习俗，还在和我们讲述着“三皇五帝”、“伦理纲常”……
在深层次的角度上，我们知道：只有思想的渗透与体制的模式，才是左右着具体而生动的人们的历史、生活以及每一个人的命运总和的唯一原因。今天的我们的中国，当然还未曾佛尽“官本位”的阴影，甚至可以说，我们对它的反抗才仅仅是一个微弱的开始。在国家开天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设想后，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来自于传统的巨大的抵抗力量。
确实，传统是这样的深入人心、甚至应该说已经钳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今天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充斥着不可挽救的混乱和罪恶，特权思想与等级观念横行无阻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开一个会与会人员的座位排序、讲话的先后秩序，直到官员们的一起走路、坐车安排，我们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肯定将其尺度拿捏得很得体、把握得很自然和恰倒好处。
一直到听说朴实无欺的民间，每一天、每一刻，这样的例子都源源不断地发生着。
我们不得不这样深深感叹：华夏者，礼家大国！
可以用一个很一般化的例子来佐证：就在一个行*级别只是县级的某个单位，职工人数也就二十人上下，在一次的职工培训会上，单位“一把手”，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头头”给职工讲的是“怎样接待”，他讲得确实有水平，也相当细致并且通俗易懂。比如一个会，领导位置怎样安排、职工应当温顺地坐哪里、谁先理所当然地讲话、哪个时候职工又应该热情沸腾地鼓掌、开会的时候谁先来恭敬地等待、散会时谁才可以旁若无人地先走，很有趣，这个“一把手”还教职工怎样引导领导入厕，等待时应当站在距离门多少步的位置……，同样是这个领导，在一次别的部门会议时，由于会议主办方偶尔的疏忽，他讲话的顺序被安排到在他看来级别比自己低的人的后面，这种忤逆加愚鲁导致的不愉快，至今令他耿耿于怀。这样的教训，我想就是连学者也不敢在表面上流露出“滑稽”的意味的。
通晓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县级“一把手”也就是个七品，上述这个单位实实在在算个科级，那么其“一把手”应该归入八、九品之间，在自己这个属地上，他都可以完美无缺、淋漓尽致地进行一番“奴化”教育，但是，你又能、又敢说这是“夜郎自大”的当代版么？
因为这样的人和事天天演示着。
礼的对立面，则可能暴露出凶残。
古有“恩威并施”的权术理念，在今天我们应该还加上通用的一个办法——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有一个乡镇的土皇帝（*委书记）对自己的臣民野蛮很自傲地扬言：“在这里，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多么可怕，又是多么的符合国情，这些芝麻以下的官啊，谁又能说他没有没有道理呢？自私一想：万幸的是，我本人（当然还包括很多人），并没有在他手下混饭吃。
……
转到理性的位置，我们也相当惊奇地发现，一些文化现象是怎样深深烙刻和印证着我们中华民族普通的下层人的被奴役的心性。
比如造字，以及词组的变化和表述，本身就是一种奇异而微妙的凝缩性极高的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表明我们这样的民族是具有怎样的聪慧和睿智，另一方面，也很细致入微、直截了当并且诙谐地形象地影映出我们的*治哲学历史进程。
比如“草民”这个词。
“草”，多而微小因而也可忽略不计的意思，它是如此生动而形象地概括着我们的地位。
在这种微弱的地位下，我们被凌辱、被欺压，逆来顺受成为一种美德，而且成为一种生存必然的本能、一种自然的反映。
往这些方面看来，“*治”这东西，就有点象那首通俗歌曲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是门外汉的刻薄话了。
但是理论上的担忧却不可或缺——“依法治国”？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