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淳武侠小说的旧派与新派 [复制链接]

本文首发《关东学刊》年第3期

武侠小说的旧派与新派

林保淳

[摘要]武侠小说有“旧派”与“新派”之别，大抵上以年为断限；但台湾的“新派”发展较晚，始于年左右。“旧派武侠”与“新派武侠”各具有不同的风格与特色，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的“新”，都是从“旧”衍生、发展而来的，不可截然二分。“旧派武侠”从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南向北赵”开始，是在一片“强国强种”的意识下兴起的；其后有还珠楼主等“北派五大家”继起。通常篇幅甚长，受到连载体式的限制，结构散漫，但读者群已大量增加，且专业作家也开始投入创作行列之中。“新派武侠”以港、台为重镇，香港以梁羽生、金庸为创始，较著重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台湾则先是有继承“旧派”的郎红浣为先行者，年左右，陆鱼、司马翎等开始步入“新派”领域，而在古龙的手上，发展到巅峰时期。“新派武侠”的特色有六：在主题方面呈显出多元化的趋势，在人物描写上细腻深刻，在情节结构上较为完整，插敘减省、节奏增快，且擅于运用崭新的敘事手法加以创作。-年，金庸封笔、古龙殁世，“新派武侠”逐渐式微，虽犹有作家努力不懈，欲超金迈古，但大江东去，武侠风光的一页，终于掀翻过去。

[关键词]武侠小说；旧派；新派；北派五大家；金庸；古龙

武侠小说常有所谓“旧派”“新派”的区别。此说不知昉始于何时、何人，最早应是梁羽生在年10月5日的《新晚报》上提出的，文中颇自许为新派的“开山祖”，且提到当时出版界的朋友已有“新派、旧派”之说，并扼要说明了“新派武侠”与“旧派武侠”之别，乃在“思想性”的深刻及“艺术性”的精炼上。

“旧派”一语，据叶洪生的说法，乃承续自民初范烟桥所说的“民国旧派小说”。(1)尽管叶洪生认为，“考其概念之形成，大概是针对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后所掀起的新文学狂潮而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2)，颇有海外扶馀，未敢强争正统之意；但无论如何，“民国旧派”，是相对于当时以鲁迅为首的“新小说”或“新文学”而来的，整个创作的取径，乃衍传自传统的古典小说，尽管就中仍灌注入若干“教化”的内容，但基本上还是以“通俗”为主，注重于读者休闲、娱乐的功能。在小说内容上，言情、历史、侠义、社会、侦探……，应有尽有，绝不仅止于所谓的“鸳鸯蝴蝶”而已，故被归于其中的作家，宁可以“礼拜六派”自命，而甚不喜“鸳鸯蝴蝶派”之名。(3)

图1梁羽生在《新晚报》上刊登的《谈“新派武侠小说”》(年10月5日)

既以“旧”为名，自有其与“新”别异之处。事物的流衍，必有其历史的流变，流变必有变化、转关之处，故于其前后不同的时期，正不妨以“旧派”“新派”加以区别。武侠小说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确也可非常明显地发现其前后期的不同，以前期当“旧”，后期当“新”，亦是顺理而成章。武侠小说的“旧派”与“新派”，也因之而成为通说。

一、“新派”起始争议

但是，变化必有个起始点，其中的转变关键如何，却是一个极费思量的问题。以目前相关的论述而言，大概有两说，一是较通行，却比较笼统、缺乏深论的观点。在梁羽生《谈“新派武侠小说”》中，他提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特点，但只是轻笔带过；年，在他化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再据以发挥：

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而金、梁二人，直到现在为止，盛名未衰，是公众所熟悉、所承认的“新派武侠两大名家”。金庸曾在报纸撰文，认为“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似不愿以“新派作家”自居，这或许是他的自谦，他这论点我也大致同意。论到“艺术水准”，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得过唐人的武侠传奇，甚至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不过他们的小说既然确是有与前人不同的“新”处，而又为公众所接受、所承认，则“新派武侠名家”这顶帽子，也就不是我给他们硬加上去的了。(4)

年，梁羽生创写《龙虎斗京华》，年，金庸开笔写《书剑恩仇录》，故所谓的“新旧之别”当以年为起始。但叶洪生不赞同此说，他认为：

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于“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于“反传统”、“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5)

叶洪生是自有其新旧之别的判断的，大抵上，他认为一直要到古龙，尤其是《浣花洗剑录》()以后，才有所谓的真正的“新派”。他以年10月古龙的《孤星传》、年陆鱼的《少年行》为“新派”的发轫(6)，历《情人箭》()、《大旗英雄传》()，直到《浣花洗剑录》()，才正式确立武侠“新派”的路径。其中相关受影响者，尚有司马翎、古如风、秦红等。(7)

梁羽生为小说家，虽已察觉到“旧派”与“新派”的显著差异，但并非专门评论名家，故未遑顾及严格的“新旧”学术定义，且夫子自道，颇有意高抬自家地位，难免令人质疑，且在文中将臥龙生的《玉钗盟》()归为“旧派”，对其中徐元平之接受慧空禅师以“灌顶大法”注入毕生功力，颇不以为然，这更有点自乱阵脚，在时序上有些错乱。叶洪生以专门名家，重新厘定，将新旧变化的时序，作了清晰的勾勒，且强调“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8)，相对来说，的确是较具说服力的。

图2陆鱼的《少年行》(大陆自制书)被目为台湾“新派武侠”之始

此二说看似不同，其实是完全可以融通的，盖“变”者必有其痕迹，文学的转变，当然不可能是“突变”，乃是“渐变”；既是“渐变”，必一方面有所沿袭，一方面也有所创新。梁羽生、金庸的小说，尽管可能如叶洪生所说的，“传统远多于创新”，但既有“创新”，即不能不说有所转变，事实上，叶洪生也提到有所谓的“半吊子新派”的台湾武侠作家，殊不知，即便是变而未化、化而未尽的“半吊子”，也一样在武侠小说由旧翻新的过程中，贡献了共同开创的心力，不必过分严苛地加以区别。

换句话说，我们不妨以年的梁羽生当作“新派武侠”的伊始，而完成于年以后的古龙。

二、“旧派”与“新派”的分野

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武侠小说的确是可以区别成“旧派”与“新派”，但此一区别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两派在“本质”上有若何的歧异，诚如陈平原所指出的：

这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金庸、古龙等人都不否认其深深得益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作品，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其承传痕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其基本精神和敘述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单独把《江湖奇侠传》和《天龙八部》放在一起，当然天差地别，可倘若考虑到顾明道、宫白羽、王度庐、朱贞木、郑证因、还珠楼主等人的贡献，则这一变化顺理成章，没有什么突兀之感。因此，我怀疑当初立论区分新、旧武侠小说者、更多的是出于地域和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艺术把握的需要。(9)

徐斯年也特别强调：

从武侠文学史角度考察，以“金庸现象”为表征的“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实质上发端于民国初年，经向恺然等到“北派五大家”，业已呈现成熟的时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得以承续并实现飞跃。史实昭示，“民国旧派武侠”与“港台新武侠”实为一家(10)。

事实上，武侠小说此一文体的兴起，与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备受鸦片之毒害，因而导致民病国贫、体弱多病，故有识之士起而呼吁提倡体育、发扬国术，企图“强种保国”(11)、“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12)的一片武术热潮有关(13)。尽管其中最关键的“SickmanofAsian”(东方病夫)的一词(14)，原意与后来流传的寓意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从国族想象到身体喻意之间的自然连系，其所可能激发的自立自强意识，无疑是强劲且庞大的。因此，当时不仅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有关推扬体育、国术的社团，若干文学作家(尤其是具有武术根柢的)，亦不乏有借传述中国名武术家行实、轶闻以作激励者，如形意、八卦拳名家姜容樵(-)就曾写过《当代武侠奇人传》()，书中历述当代武术名家传奇，是书用意，姜侠魂评论说：“国病民弱，为我国近世耻辱之一。开篇即揭出武术不发达原因，是著者提倡国术、洗雪国耻一片婆心”(15)，而众所周知的武侠鼻祖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于第14回刻意虚构了一个西洋大力士说出一段话：

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的病夫国，全国的人都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16)

图3“东亚病夫”是中国人耻辱的代称，图为李小龙《精武门》中的牌匾

此段话语，无疑是为了强调西方人桀傲骄横、蔑视嘲讪中国人而设计的，并以此为后来霍元甲“三打大力士”的故事作张本，中华英雄扬眉吐气，一雪国耻，一抒积郁，这是何等大快人心，而这非得凭借着强健的体魄、精湛的武术不可。向恺然年回顾当年的创作心路历程，云“志在提倡武术，打击豪强兼并分子”(17)，可见借小说以宏扬武术精神，当为民初武侠小说家创作的共同心声——武术其重点在“武”，而“打击豪强兼并分子”，则无异于“侠”，向恺然之武侠说部，被视为武侠小说开山鼻祖之作，良有以也。而武侠小说此一文体，遂在这种国族意识的内在驱力下，以“武”为名，而与过去的“侠义小说”划开界限，且在当时充分商业化、自由化的氛围下，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时机，尽管其间有“左翼文人”的猛烈攻诘，依然盛行不衰，蓬勃开展。

但自年以后，“政治力”强横介入，尤其是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运动开始后，情势更为严峻，其中年1月13日，由文化部所发出的《关于续发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参考目录的通知(56)》(文陈出密字第9号)，最具杀伤力，通知第二条称：

有一些人专门编写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如徐、无名氏、仇章专门编写政治上反动的、描写特务间谍的小说，张竞生、王小逸(捉刀人)、蓝白黑、笑生、待燕楼主、冷如雁、田舍郎、桑旦华专门编写含有反动政治内容或淫秽、色情成分的“言情小说”，朱贞木、郑证因、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宫白羽、徐春羽专门编写含有反动政治内容或淫秽、色情成分的神怪、荒诞的“武侠小说”。为了肃清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请各省市文化局在审读图书时，对于徐……徐春羽等二十一人编写的图书特别加以注意。但决定是否处理和如何处理，仍应按书籍内容而定。(18)

在此通知之下，各类型的通俗小说均无幸免，武侠小说家遭此打击，不是改弦易辙，便是绝笔著述，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恢复生机。

然而，尽管大陆方面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及计划经济的影响，等于是完全禁绝了武侠小说的创作；但是随着国民政府的南迁台湾，以及大量移民徙居港澳，在相对自由创作的空气、活络的商业经济，以及社会快速的进展下，武侠小说反而得以有丰沃发展的土壤，在港、台二地，重新启动，成为取代大陆的武侠重镇。

当然，政治上的干预，也仍然无法避免，尤其是在国民*统治之下的台湾，无论是政策、舆论、社会氛围，都曾特别针对武侠小说展开限制与批判，如年底由警总成案的“暴雨专案”(19)，全面禁绝香港“附匪”作家的武侠小说；不过，并未曾针对“非政治性”(如政治身份、历史观之“不正确”)的武侠小说设限，且颇鼓励商业经济的发展，遂道生了长达30年的港、台武侠小说发展盛况，并逐渐因应社会变迁、思想转变的需要，而呈显出颇有别于大陆时期的各异其趣的不同风格。

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平原认为“旧派”“新派”之别，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地域和政治性的考虑”，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如果认为全无“艺术把握的需要”，则恐怕还有待商榷。

从武侠小说文体的历史发展上看，被目为“旧派”的大陆武侠小说，尽管曾受“左翼文人”的围剿，但整个创作的活络，在商业经济的推促以及娱乐、休闲的迫切需要下，在年以前，是未曾受到太大的影响的，作家、作品虽屡遭诋毀、讥刺，却无损于其发行量之广、阅读群众之多。按徐斯年所说，“旧派”武侠最可贵的是展现了“多元共生”的活络景象，不同的作家，各以不同的观点，得以自由创作，而在其间也部分呈露了欲借武侠小说展示对“人性”的关怀之企图，或是对社会、制度某种程度上的揭露与批判。这点，在港、台“新派”武侠中，仍然是强而有力地透显出来的。因此，“旧派”“新派”的创作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徐斯年所谓的“实为一家”，当可成立。

不过，在精神、主旨的“本质”上，两派虽明显有接续关系，但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还是可以看出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宋琦在其博士论文《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中，分从“复仇模式”“言情模式”及“成长模式”，具体分析、探讨了“旧派”“新派”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虽所论较泛较浅，但却具体分梳了二派之不同，是颇有意义的观察。基本上，同一文体，后出必然转精，这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此正如中国诗歌的发展，从《诗经》四言体，到汉代五七言、唐诗、宋诗……，诚如王国维所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20)；“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21)诗歌文体，虽有代变，然诗的本质、功能皆仍如一，但在表现技巧及作品风格上，却有明显的差异。我们既可对诗歌前后分期、分代，则武侠小说实亦不妨有“旧派”“新派”之别。问题是，其分野何在？在此，我们自不能不对“旧派”与“新派”武侠的成就，先作一鸟瞰式的说明。

三、“旧派武侠”鸟瞰

(一)南向北赵

一般所说的“武侠小说”大抵都以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于年分别发表在《红》及《侦探世界》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为嚆矢。

图4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的向恺然

当然，在平江不肖生之前，自年林纾以《傅眉史》为“武侠小说”张目以来，其实已不乏有以“侠客”传奇为主体的小说出现，如陆士谔(-)一系列以清朝雍正时期为背景，演绎“江南八侠”“血滴子”传奇的说部，如《七剑八侠》《血滴子》《红侠》《黑侠》《白侠》等，但基本上延续的还是古典说部的传统，新局未开，故后人仍多以平江不肖生为中国近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江湖奇侠传》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地争夺土地及水源的武斗为引子，拉出积怨三百年的昆仑、崆峒两派，一路铺写，夹杂了奇术、传闻、掌故、历史等元素，拼凑出一套长达回的故事。人物繁多，事件歧出，远绍唐人传奇，下开还珠楼主的仙侠传奇。其中陆离光怪的“火烧红莲寺”传奇，以及取材自清末史实的“刺马案”(22)，最为脍炙人口，后世据以改编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在年，由张石川导演，上海明星公司出资，在短短三年内，连拍了18集电影，是武侠小说与影视结合的开始，格外具有意义。

《近代侠义英雄传》以清末“戊戌政变”中的要角谭嗣同为引子，带出当时最富盛名的武术名家“京师大侠”王五，再由北京延伸至天津，凸显出本书主角“津门大侠”霍元甲一生的传奇。本书借着霍元甲三次挑战外国大力士，挫尽外国人威风，以及对日本侵略者坚定不移的爱国信念，强调了民族气节，表彰了侠义精神，而与当时社会兴起的强种、强身、强国观念密切配合，充满了积极奋发的斗志。同时，本书紧扣时代脉搏，以当时社会通行的现代新词汇，描写了中国近代武术名家的武术源流、师承派别及传奇经历，可谓独树一帜。

这两部开山之作，既有光怪陆离的神仙道术，又有扎实可靠的武术传承，派分两支，可以说是后来“北派五大家”的先声。

赵焕亭(赵绂章，-)稍晚于平江不肖生，主要以《奇侠精忠传》闻名于世。《奇侠精忠传》以清朝乾、嘉年间发生的苗乱、白莲教乱为背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杨遇春、杨逢春兄弟、知县刘清为主体，叙述他们如何联结各路英雄豪杰、剑客弭平动乱的事迹。本书特色在于一方面融冶了历史故实，一方面又盛赞草泽奇人的“武功”，虚实相生，虽不脱说书口吻，却显得趣味盎然。其中提到服食千年灵芝以增加内力的桥段，对后来的武侠小说有极大的影响。

图5“北赵”赵焕亭及其小说《奇侠精忠传》

武侠小说初兴，除了上述二人外，顾明道的《荒江女侠》明标“女侠”，为武侠小说中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姚民哀的《四海群龙记》，以地下“*会”为描写对象，对后来武侠小说中的“帮会”描写，多有影响；而文公直的《碧血丹青大侠传》，以明中叶名臣于谦为主体，亦颇有可观。

(二)北派五大家

继“南向北赵”之后，又有所谓的“北派五大家”崛起，分别是还珠楼主(李寿民，-)、白羽(宫竹心，-)、郑证因(郑汝霈，-)、王度庐(王葆祥，-)及朱贞木(朱桢元，-)。

图6还珠楼主及其名著《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的武侠作品綦多，而最有名的无过于他长达万字犹未完结的《蜀山剑侠传》。《蜀山剑侠传》是一部兼涵并摄、包罗万象的奇书，主要写峨嵋派开山收徒、替天行道、扫荡群魔、渡劫解难的奇幻故事。从第7回始，就摆脱尘俗，进入剑仙世界，展开了仙魔斗法的情节。想像丰富、造景奇特，有如天外飞来，而奇术秘技，较之《江湖奇侠传》更能炫人耳目。还珠楼主精通佛道内典，故对仙佛魔奇幻之道，娓娓诉之不厌，其所勾画的名山洞府、秘笈宝典、神兵灵药、神兽怪物，对后来的武侠作品影响深远，故叶洪生称许其书为“武侠小说的百科全书”，的确是实至名归。《蜀山剑侠传》独辟“仙侠奇幻”一派，后继较乏其人，但在20世纪以来，网路上的“玄幻”小说，却远绍其绪，重造风潮，亦可称为异数。

图7白羽及其名著《十二金钱镖》

白羽的武侠作品，篇幅较短，较知名的是《十二金钱镖》。《十二金钱镖》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写“飞豹子”袁振武挟怨劫镖(夺“妻”之恨)，与“十二金钱镖”俞剑平斗智斗力的故事，中间则夹杂了杨华与柳妍青、李映霞的三角恋情。白羽自谓是“文艺青年”，雅不欲以武侠名家，无奈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走上武侠道路，故对武侠说部冀托未深，反而却能以冷静、嘲讽的笔法，写其带有浓厚世俗倾向的武侠小说。他笔下侠客，皆非完人，各有其性格上的优缺点，与一般武侠强调“高大尚”者，大异其趣。白羽一文弱书生，本不通武技，幸得郑证因协助，得以用“文艺化”的手法，“想像”武功，可谓后来武艺“文学化”“哲理化”的先声。

图8形意拳名家郑证因及其名著《鹰爪王》

郑证因的武侠作品，以《鹰爪王》系列闻名。《鹰爪王》的故事，以素有“鹰爪王”美称的“淮阳大侠”王道隆，因结怨于绿林，率领群侠赴“十二连环坞”拜山为经，而以凤尾帮秘密行动、扩张江湖势力为纬。经纬交错，结构严谨，而全书刀剑铿锵、笔力雄健，充满着阳刚之气。郑证因精通武技，亦熟谙江湖门道，故所述内容，以硬碰硬的黑道帮会为基底，较姚民哀更进一层，对后来的柳残阳的“暴力美学”有深远的影响。

图9王度庐及其名著《臥虎藏龙》

王度庐的武侠作品，以《鹤铁五部曲》最为人所知。其中《宝剑金钗》写侠士李慕白与镖师之女俞秀莲，《臥虎藏龙》写侠盗“半天云”罗小虎与官宦千金玉娇龙的相交、相知，但又受限于门阀世家、情义冲突的缠绵悱恻之情，最为深动人心。王度庐亦为当时言情小说名家，擅写悲剧爱情故事，他的最主要成就，在于将爱情的元素置放于武侠小说之中，故其小说虽风云气少，儿女情长，却塑就了武侠小说“侠骨柔情”的典范。自此而后的武侠小说，鲜少不在铿锵的侠客义烈中，点缀或铺陈柔婉的恩怨情仇，影响之大，不言可喻。

图10朱贞木其及名著《七杀碑》

朱贞木为“五大家”的后劲，以《七杀碑》《罗刹夫人》为名。《七杀碑》取张献忠的“七杀”为名，而别出蹊径，叙述以杨展等七人于川中拒流寇、抗清兵的故事；《罗刹夫人》则写滇南奇女“罗刹夫人”与侠客沐天澜、侠女罗幽兰，如何在师长辈的协助下，历险难、平匪乱的曲折过程。朱贞木的小说，用词新颖，不拘今古，回目跳宕活泼，布局奇诡，叙事新颖，于北派五人中，风格最接近“新派武侠”者，可目为“新旧”之间的过渡作家。

(三)旧派武侠小说综论

“旧派武侠”作家，尽管目前已有“南向北赵”“北派五大家”诸名家及大量的作品面世，但实际上，当有更多的作家及作品犹待发掘，未来若有新被发现的优秀作品出现，也不会出人意外。但仅就前述诸家而言，其成果的确已是不容小觑的了。

纵观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其现象可以分以下几点略加阐述：

1.武侠小说深厚广大的读者群已然出现，武侠小说的流传已成无可逆转的趋势。

2.武侠小说的专业写手大量出现，无论其所抱持的创作目的为何，都对武侠小说的发展卓有贡献。

3.武侠小说挟着当时大量发行的报纸、杂志推行，商业化运作的迹象显著，也确定了其休闲娛乐功能之受到肯定。

4.各武侠名家，各以其不同风格的作品，展开多元的写作，都对后来的“新派武侠”有深远的影响。

5.就整体的写作模式而言，“连载体式”明显影响到小说情节的结构，盖日逐一日(或一期)的连续刊登，首尾之间的衔接、事件与事件间的联系，往往散而无统，大类“葡萄串”(23)的架构，颇有顾此失彼的阅读上的困难。

四、“新派武侠”概说

(一)香港武侠

“旧派武侠”在年之后，渐见衰歇，创作阵地亦从大陆转往香港、台湾两地。

一般认定的“新派武侠”，以梁羽生和金庸为始；但实际上，在-年之间，香港由于密迩于大陆，广东武风亦向来炽盛，故流行于大陆的武侠小说创作、阅读风潮，亦波及香港。在梁羽生肇因于“吴陈擂台赛”(24)而作《龙虎斗京华》之前，早有所谓的“广派武侠”流传，但真正有“新派”特色的，还是不得不推尊于梁羽生(陈文统，-)及金庸(查良镛，-)。

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号称“新派武侠”第一部，此书以晚清义和团之事为背景，叙写义和团中“保清”“扶清”“反清”三股势力间的争衡，除特别强调“反清意识”外，对义和团的变质，也作了若干省思(主要是归咎于“保清派”岳君雄的阴谋)；其间并穿插了丁剑鸣、柳剑吟师兄弟间的矛盾与误解，以及娄无畏、左含英、柳梦蝶之间的儿女情长。故事颇具曲折性，叙写也细腻生动。此书的构想，在开始即已架构完成，故在预告上也宣示了“京华比武”的结局。在情节的末段，梁羽生果真安排了一场“擂台比武”，“正邪”双方借比武消除恩怨，这显然与吴、陈的擂台赛有某种程度的呼应。此书的“新”，从其叙事之采取“倒叙”的方式，以及对义和团某种程度的肯定上，是可以窥出的，而这显然与梁羽生浓厚的“左倾”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

图11年轻时候的梁羽生与其第一部作品《龙虎斗京华》

自《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后，梁羽生再接再厉，在三十年间，创作了35部作品，总计百余册，其重要作品有：《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女帝奇英传》等，奠定了他“新派武侠开山祖”的地位。

梁羽生精通诗词，丰赡文采，笔下人物刻划细腻，情节曲折，尤其擅于写男女之情。但由于思想左倾，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故其中人物善恶分明，略显平面化；不过对女性的描写，别有独到之处，在新派作家中，唯司马翎可与之相抗衡。

金庸于年继梁羽生之后，开笔写《书剑恩仇录》，取民间“乾隆为汉人陈阁老之子”的野史，敷衍出一段其弟“红花会”龙头陈家洛如何劝说乾隆“反满复汉”的故事，中间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的恋情，兄弟情深，江湖义重，而民族主义贯透字里行间。初试啼声，即已深获读者喜爱，奠定了他在新派武侠小说上的宗师地位。其后，以《射雕英雄传》闻名遐迩，紧接着一部部精采的长中篇巨著陆续面世，皆广获好评。迄年为止，金庸一共创作了15部作品，除了《越女剑》外，他自辑一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涵括了14部作品，其中“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侶》《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及封笔之作《鹿鼎记》，皆脍炙人口，电影、电视剧，甚至地方剧种、戏曲及新兴电玩游戏，改编无数，风靡全球华人地区，“凡有华人之处，即有金庸小说”，可谓武侠小说上的第一人。

图12年轻时候的金庸及其刊登在《新晚报》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人物塑造方面，刻划淋漓生动，诸书主角性格无一重复，而各有特色，郭靖之忠恳质朴、杨过之叛逆佻达、张无忌之优柔寡断、萧峰之豪迈义烈、段誉之多情深情、令狐冲之情义深重，以及韦小宝之机伶撒泼，乃至俏智的*蓉、高洁的小龙女、深挚的任盈盈、诚真的双儿，无不描摹入理，各具其不同的性格与特色，对人性之洞察，深刻而细腻，较之《水浒》《红楼》，亦不遑多让。

在情节设计方面，金庸小说不刻意营造曲折离奇的故事过程，却擅于把握历史，以宏阔的叙事手法，融冶历史之实与文学之虚，相参相生，在武侠小说界无出其右者，而其间透显出的历史诠释，亦见其独到精辟

在主题思想方面，金庸小说更有别出一般武侠小说之处，“射雕三部曲”充分推衍梁启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念，将侠客行事，提高至国族、民族的高度；《天龙八部》探索“民族主义”的冲突，借乔峰、萧峰名字的转变，突破了武侠小说中“汉贼不两立”的窠臼；《笑傲江湖》则借《葵花宝典》(《避邪剑谱》)象征“权力的顶峰”，剖析、论证了“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的命题；《鹿鼎记》则借机伶猾变、不择手段的韦小宝之功成名就、左右逢源，对衬其师陈近南之正直迂阔，强烈质疑、颠覆了武侠小说固有的“侠骨柔情”模式，具有浓厚的社会嘲讽及批判现实意义。

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大的贡献及意义，就是凭借其本身卓越的文学性，打破了社会、学界将“武侠小说”目为“小道”的观念，使武侠小说此一文体，得以登堂入室，取得了文学的身份证，掀起了武侠小说研究，甚至“金学”的热潮，足称为武侠小说，甚至是通俗小说上的“一代传奇”。

20世纪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世纪，金庸缔造了中国文学的新页，也缔造了千古所未见的文学传奇，不但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了文学的殿堂，更展现了武侠文学璀璨的光芒。

金庸的成就，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文化的；不仅是当代的，更是未来的。金庸小说将会是世世代代华人子孙珍视的瑰宝，成就绝不在《水浒传》《红楼梦》之下。

倪匡说金庸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空前”是无可怀疑的，“绝后”虽未必见得，但尽管再有金庸般翘楚的作家面世，也不见得能掀起如许强烈的金庸旋风。

梁羽生和金庸对“武侠小说”，都有坚定而笃确的信念，深信武侠文体绝不逊色于典雅文学，敢于为武侠张目，且身体力行的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此与“旧派武侠”作家之循循缩缩、自甘末流，在创作意识上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以梁羽生、金庸为肇始，“新派武侠”遂蓬勃发展，造就了港台武侠小说流行不衰的盛况。

梁羽生与金庸之后，香港亦不乏名家，如牟松庭、江一明、张梦还、倪匡等，亦皆可观。后金古时代，则有取法台湾的古龙，以推理侦探闻名的*鹰、剑走偏锋，以兄弟义气为主、而文字推陈出新的温瑞安，声名骎骎直追金庸，以《寻秦记》和《大唐双龙传》再造武侠风潮的*易，乃至以刀刀见骨、拳拳到肉，实写实战的乔靖夫，则是继“新派”之后，枯木再度逢春，散叶开枝的另一景象，就姑不赘论了。

(二)台湾武侠

台湾在日据时代，已有不少以文言体描叙侠客的短篇侠义作品，登载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25)，但直到年林朝钧在《风月报》上刊登《台湾奇侠传》，才开始有“武侠小说”之名(26)，但流行不广，真正的创作起点，应首推年后来台发展的郎红浣(郎铁丹，-)。

图13郎红浣的《古瑟哀弦》

郎红浣本为言情作家，在福州小报上早有作品刊载，年始有《北雁南飞》一书，但未见出版，年始作《古瑟哀弦》。此书深受王度庐侠情小说的影响，书中以石南枝、龙璧人、华盛畹、查浣青四人的情义纠葛为主干，颇类于李慕白、孟思昭与俞秀莲，而凸显华盛畹为夫(石南枝)报仇的坚辛与义烈。其后十年间，郎红浣续有多部作品，如《碧海青天》《瀛海恩仇录》《莫愁儿女》《珠帘银烛》等十余部作品问世，有趣的是，其书命名，颇多为其早期言情诸作的原名，盖有不忘本来之意。

郎红浣可谓是台湾武侠小说的先行者，深受“旧派武侠”的影响。事实上，旧派武侠的风格、套数，如影随形，处处笼罩着台湾早期的武侠作家，尤其是还珠楼主与王度卢，流风所及，可谓无所不在。还珠楼主以奇幻瑰丽的想像，融冶佛道妙义及术数，“开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27)，珍禽异兽、奇地洞天、灵丹妙药、玄功秘笈，无一不是早期台湾武侠小说最引人瞩目的内容，嫡系的墨余生、衡山向梦葵姑不论矣，就是三大家(臥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也沾溉余慧，受益不少。至于王度卢，则以缠绵悱恻的爱情，于刚劲雄杰的侠客世界中，迴波流绕，于丰神俊逸的英雄事业外，另开一扇款款柔情的儿女情长之窗，从郎红浣以下，无不倾倒，正式确立了台湾武侠侠骨柔情兼具、英雄儿女并存的架构。

从发展历史上看，台湾武侠小说的创作，较梁羽生、金庸犹早上数年，但早期多笼罩在“旧派武侠”的氛围中，无论叙事手法、情节内容、回目设计，皆未见其“新”，反倒是因这些作家多数是颠沛流离到台湾，故土之思、家国之想，甚是浓郁，大有远望当归，借武侠小说作京华想像的乡愁。

1.年的台湾武坛。

台湾武侠小说的转折点，在于年。

自年以来，台湾的武侠小说在前辈作家的努力创作下，迅速地在台湾推展，读者基底逐步扩张，因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武侠小说的刊登与出版也开始有活络的表现。但是，却也面临双重的危机。一是舆论界、学术界的批判，年末，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胡适先生，受邀访问香港，当时望重一时的中研院院长公开宣称“武侠小说是下流的”(28)。一是来自于政治力的施压及干扰，具体的表征则是年12月31日，由警总所通过，并于次年2月实际展开行动的“暴雨专案”。但是，由于广大读者的强力支持(29)，以及丰厚报酬做后盾，他们反而以具体的创作行动，扭转、打破了这双重的压力，凸显出无畏无惧的自由创作精神，从而缔造了台湾武侠小说近20年的盛况。

尤其是“暴雨专案”的政治威吓，在文字贾祸、无孔不入的寒蝉效应下，举步维艰，但却出人意料之外地走出另一条创作路线，以“去历史化”的虚写方式，重新构筑了新的武林、新的江湖，更为台湾武侠小说史写下辉煌灿烂的新页。

图14卧龙生最著名的武侠作品《玉钗盟》

就在这一年，前辈作家臥龙生的《玉钗盟》(30)正开始展现脍炙人口的魅力，司马翎的《剑神传》(31)逐渐模塑着一代大侠石轩中，诸葛青云的《一剑光寒十四州》(32)持续着白马青衫江湖行；此外，伴霞楼主的《八荒英雄传》()延续《紫府迷踪》之传奇、孙玉鑫撰述《滇边侠隐记》、高庸(令狐玄)摹写《血影人》，老将健笔，依旧虎虎生风，在武坛上高视阔步。而也正在同一个时间，萧逸伸展《铁雁霜翎》、慕容美(烟酒上人)迸流《英雄泪》、东方玉矢志《纵鹤擒龙》、武林樵子誓结《十年孤剑沧海盟》、墨余生《琼海腾蛟》翻生波澜、上官鼎闪出《芦野侠踪》的身影与踪迹，而一代鬼才古龙，则从《苍穹神剑》到《孤星传》，一连六部飘散着《剑气书香》，独抱楼主亦不甘寂寞的以新秀的姿态，掀开了《南蜀风云》。英风侠影，同时现踪于武坛，纵横于江湖之上，真是“一时多少豪杰”！基本上，除了稍晚的柳残阳(，《玉面修罗》)、司马紫烟(，《环剑争辉》)云中岳(，《剑海情涛》)、独孤红(，《紫凤钗》)、秦红(，《无双剑》)外，台湾武侠小说名家几乎已全员到齐，这是何等的盛况！

大抵上，台湾武侠小说是从年10月古龙的《孤星传》及年7月陆鱼的《少年行》开始(33)，逐渐摆脱旧派的影响，但陆鱼完成《塞上曲》()之后，即告封笔，未见赓续；而古龙则历《情人箭》()、《大旗英雄传》()，直到《浣花洗剑录》()，才正式确立台湾武侠“新派”的路径。

2.台湾的“新派”。

据叶洪生的说法，台湾的“新派”乃始于陆鱼(*哲彦，笔名方旗，-)的《少年行》。此书故事以幼遭家难的李子衿为报兄仇，化名为哥舒瀚，四处偷拳、买武，以期习得高强武功，却一无所成，反遭驱逐；其后夤缘获得元江派掌门铜符，得传授高强武艺，卓有声名，闻知其杀兄之仇在塞外，遂决意出关寻仇。故事略仿白羽的《偷拳》，而就中夹杂着与易衣青、方开志、归嘉陵三女的恩爱情仇，故事未完(仅10集)，却娓娓动人，且洋溢着浓厚而饶具中国古典风格的诗趣，是陆鱼以诗化笔法行文的新尝试。

叶洪生极度推崇《少年行》的“新型侠情”，最主要是基于三点，其一，此书虽是章回体，但章中套题，以母带子，这对后来的古龙(《白玉老虎》)、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正不无影响；其二，其叙事采“单刀直入”的直述手法，且用“倒叙”叙事，则显然迥异于一般的武侠小说传统；其三，以西方意识流的“内心独白”方式交错叙述，更是武侠小说中向所未见。综合三者，叶先生认为其书之引人瞩目，要为“引计西方现代小说笔法”所致。

图15《少年行》

叶洪生的分析颇为具体，也不无新见，但却忽略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关“母章子题”的尝试，其实也见于独抱楼主同年的作品《古玉诀》(34)；且倒叙的运用，事实上香港新派的开山之作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就已经尝试，此二者虽为新旧武侠相当显著的表征，但却非陆鱼所独创，共同彰显了在文学创作突破的需求下，自然的一致取径。至于“意识流”，从《少年行》一书看来，虽则略显简单粗糙，仅仅是借由李子衿(哥舒瀚)的“回想”以构成，而人物视角未能统一，无论是作者或是回忆中的角色，都还拥有关键的“发声”地位，但西方“意识流”所特别强调的“作者退出”意义，此书却无意间在武侠小说中作了新的示范，相对于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借叙述人(作者)的倒叙敷衍故事，而《少年行》的倒叙，则集中在书中人物李子衿的身上，就人物内心的刻画来说，无疑是更进一步的了。在此，陆鱼的前辈作家司马翎擅于对人物内心思维作深入摹写，应该对陆鱼是有影响的。

从陆鱼的《少年行》中，的确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已显著与“旧派武侠”有所差别，正如同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可谓是掀开了台湾“新派”的扉页。但显然还是从“旧派”中变异出来的，与白羽《偷拳》类似的关目，即足已为证。陆鱼作品除《少年行》外，另有《塞上曲》(8集)，皆短篇且未完之作，可供参照者少。在此，则不得不提另一位作家独抱楼主。

独抱楼主(杨昌年，-)自年首创《南蜀风云》后，迄年的《金剑银衣》，创作时期虽短，却有13部作品问世，正介于“旧新”交替之间，故是一个极佳的观察对象。独抱楼主也是在“旧派武侠”的濡染下开始写作的，尤其推崇还珠楼主与王度庐。还珠楼主以神怪仙侠取胜，以仙宗一脉为世所推，其想像之瑰奇诡丽，非人间世所能想望；而王度卢则平凡写实，扎根于现实世界之上，摹写的是人间侠客的柔情与侠骨。前者出世，后者入世，独抱楼主兼取蹊径完全异趣的二者，势非有所更张不可。而此一更张，正显示出台湾武侠小说蛻转的迹象。

图16独抱楼主的《璧玉弓》

独抱楼主的小说，以《璧玉弓》()最为知名。此书以“百结嘲鱼服，蝶飞映绿弓；梅开埋一剑，魂断玉楼东”的诗句，勾勒出整个江湖的大势，其中百结帮与鱼服帮是世仇，又与江南丐帮叫化阋墙；蝴蝶镖、关东梅剑、断魂枪三派，则因断魂枪与绿弓派的反目，互有纠葛，再加上远处西北的玉楼派善恶难辨，形成了江湖扰攘的乱局。此书的前半部，以绿弓派少主巩青麟矢志复仇展开，将各派间错综复杂的恩怨，借巩青麟的足迹，一一描叙出来，然后借仇怨的澄清、化解，让各派重振雄风，新一代的掌门，皆各就各位。然后下半部开始再转叙七大派与勾陈派的纠葛、两大阵营的斗智斗力，最后以一场地底火山爆发，团结了反清复明的志士，归结到西归岛的失陷及众侠客的隐身而退。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可谓毫无冷场。

独抱楼主对武侠小说有相当高的期许，他自己身为学术圈人，而对武侠小说高度重视，认为武侠小说兼具有教化与娱乐的功能，自家作品也朝着这方面努力实践，这与多数纯粹为“稻粱谋”的作家，是大异其趣的。

不过，独抱楼主的作品，虽具有“檃括雅俗之际，出入新旧之间”(35)的过渡意味，但真正的“开新”之作，仍不得不有待于古龙。

就在新生代作家开始起步的时候，“台湾三剑客”之一的前辈作家司马翎(-)，也开始逐渐转变风格，朝“新派”迈进。司马翎以《关洛风云录》一举成名，前期所走的路子仍有较浓厚的“旧派”风格，但他不名一家，固有还珠楼主的神怪奇物，也有白羽的世情练达、王度庐的儿女情长，更从郑证因的有形技击衍化出无形的“气势”，以及朱贞木的奇情推理，融冶之妙，实为三剑客中第一人。年，《鹤高飞》舍弃传统对仗式回目，改采四字句分章，应是有心往“新”发展的象征，年的《圣剑飞霜》开始步入“新派”里程。

《圣剑飞霜》以当时名震江湖的“一皇三公”后人，尤其是兼具善恶两种性格的一皇之子*甫维，如何周旋于日月星三公及其子女间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以悬疑奇诡取胜。一开篇，即直接摹写“三公”赴洛阳司匡表家寻仇的紧张气氛，然后出现一持“一皇”免死金牌的少年，化解危机，其中步步悬疑、处处设伏，由之将数十年前正邪互斗、邪派相制，到目前波诡云谲的武林风潮，一一托出，有斗智，有推理，与传统的武侠小说大异其趣。虽最后的结局不免草率，但却已显出司马翎此时作品与旧派的差异。

图17司马翎从《圣剑飞霜》开始步入新派

司马翎的小说，自《圣剑飞霜》之后，精益求精，名著甚多，以文字舒徐有致、推理缜密见长，杂学多端，智性江湖，及特重女性，是他小说的特色，如《纤手驭龙》《饮马*河》《丹凤针》《武道·胭脂劫》《檀车侠影》等，都相当受到瞩目。年后，司马翎转回香港，以天心月为笔名，发表《强人》《极限》等小说，兼融古龙风格，亦颇卓然可观。

综观年的台湾武坛，自此名家辈出，风格自具，除前辈作家卧龙生、诸葛青云仍持续不懈的创作外，如上官鼎、萧逸、东方玉、慕容美、独孤红、高庸、秦红、陈青云、柳残阳、云中岳、温瑞安……，无虑数十位名家，都精彩纷呈，缔造了台湾武侠“百花开放十年春”的盛况。

当然，在诸多名家之中，最能代表台湾“新派”武侠，并能切实窥探出台湾武侠小说如何从“旧派”渐转为“新派”，而能超然独立、自成一格的作家，则非素来与金庸并称“金古”的古龙莫属。

古龙(-)在年发表《苍穹神剑》，迄年的《猎鹰·赌局》，一共发表了70余部作品，素有“鬼才”之目，被叶洪生诩为“新派”掌门。早期古龙的创作，仍多少有点“旧派”的影子，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扬弃了早期台湾武侠作家最常用的还珠楼主“神怪仙幻”的套路，而将重心置放于人性与环境不可避免的纠结与冲突上，并自其中点逗出作者欲借小说所呈露的主题思想。《孤星传》()虽是古龙早期的作品，却也就在此书中，展露了他未来“开新”的契机。

图18古龙的《孤星传》已有“开新”的契机

《孤星传》以一场蒙面人雪夜劫镖为引子，叙述虽有点冗长，却颇具悬疑。其后两河镖局一一被挑，仅余“雄风”“飞龙”两家；而“雄风”镖局的中州一剑欧阳平之，又在追凶的过程中，与蒙面人同归于尽，两河镖局遂由“飞龙”独大。局主“龙形八掌”檀明，大发善心，将镖局遗孤尽行收养，却不教他们武功。故事就由镖局遗孤——生性善良、诚恳待人的裴珏展开，叙述他离开镖局、备受艰辛后，意外被勒道巨擘拱为“江南武林盟主”，欲以之为傀儡，对抗飞龙镖局。裴珏在“冷谷双木”的指导、“金童玉女”的协助、“冷月仙子”的传功下，武功大进，并发现当初的蒙面人其实是假的，实际幕后操控的，正是檀明。于是，复仇之仗即将开打，未料峰回路转，结局大出人意料之外。此书已俨然有古龙小说中期以后奇诡的布局，且随处点逗人生哲理，正如此书最后所描摹的：

天上群星闪烁，有如无数情人的眼睛，是永远不会孤寂的，只是有些升起得早，有些升起得迟，有些会被云霾掩没，但终必还是会发射它应有的光芒，自远古直到现在，自现在直到永远……

古龙这颗武林彗星，生命虽然短暂，终究也绽放出他永远的光芒。

古龙年完成《孤星传》之后，一扫在此之前诸作的平冗之气，陆续推出了《大旗英雄传》、《情人箭》(始写)、《浣花洗剑录》(始写)、《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多部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大作，云龙初现，迅速成为新一代武侠的名家。《大旗英雄传》的慷慨激壮、《情人箭》的波诡云谲、《武林外史》的风神俊逸、《绝代双娇》的突梯多趣，都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其中《浣花洗剑录》更被视为古龙(乃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中转型关键的一部重要作品。

图19古龙从《浣花洗剑录》开始步入新派

尽管在此时期的诸作中，或雄壮、或俊逸、或诡奇、或谐趣，已经展现了古龙经营小说的才华，但就叙事手法及情节布局而言，古龙基本上还是承袭着传统武侠小说的格局，未见有重大的转变。《浣花洗剑录》师法“日本武士道”小说的意境，开始为武侠小说注入迥异于传统武侠的生机，一方面以哲理转化武功，将武侠小说动辄连篇累牍的打斗场面，简化为迅快而要约的情境；一方面将文字精简、段落缩短，小段精文，一举拋开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厚重与沉滞。其中，东瀛剑客白衣人所擅长的“迎风一刀斩”，正足以作为表征。白衣人为追索剑道无上的境界渡海来至中原，以结合着眼力、斗志、气势、杀机的“迎风一刀斩”，与中原武林较技印证，快、狠、稳、准的刀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溃了中原群雄，这不但是书中主角方宝玉必须重新思索、预加防御的难题，更是对向来以“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动辄大战数百回合的武侠小说对决方式，造成莫大的冲击。方宝玉后来从紫衣侯的“无招胜有招”中悟出了抵御之道，而武侠小说界则从此开始更深一层地触及了“武斗”中人的精神、意志、气势与心理变化。迎风一刀，不啻是斩向武侠小说的一刀，也一刀开辟了古龙未来武侠创作的道路。

在此时期，古龙不仅创作出他武侠小说中的“双璧”——“楚留香系列”与《多情剑客无情剑》，其他名作，如摹写大盗与淑女恋情的《萧十一郎》()、取法西洋小说《教父》的《流星蝴蝶剑》()、夸张英雄欢乐的《欢乐英雄》()、细摹侦探办案的《大游侠》(，陆小凤故事)、刻画荒野孤狼形象的《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傅红雪故事)，以及以凸显主题为主的“七种武器”系列()，一一出炉，古龙声势，如日中天，大受读者欢迎。自-年间，古龙创作了二十部作品，几近其全部作品的一半，部部皆大为卖座。

图20古龙《铁血传奇》中的楚留香最脍炙人口

可惜的是，年后的古龙，创作力锐减，不但作品数量、字数与全盛时期相形见绌，作品品质也难以相提并论，虎头蛇尾、邀笔借刀之举，更是肆无忌惮起来，在最后的十年生命中，最初五年偶尔还有如《三少爷的剑》()、《离别钩》()之类的佳作，但最后五年，几乎毫无建树，仅有短章的《猎鹰·赌局》，算是聊备一格。

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古龙与金庸齐名，但就开创性与影响力而言，则是武林中的第一人。他擅于撷取、化用西洋、东洋文学作品中的精华，无论是在叙事手法的创新、情节的设计、人物的塑造，甚至桥段的运用上，都有浓厚的东、西洋作品的影子，如《浣花洗剑录》化用了日本吉川英治、柴田炼三郎、小山胜清等描写宫本武藏的小说；《流星蝴蝶剑》则模仿MarioPuzo的《教父》以及明显套用了日本著名漫画《带子狼》(小岛刚夕绘，小池一夫作)的桥段。同时，他也充分转借了影视媒体的特色，以蒙太奇的电影技法，独创场景变幻、节奏迅快、文字简洁俐落的类似散文诗的风格，《萧十一郎》正是其中的代表作。至于在文类整合上，古龙上承朱贞木，将侦探、推理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楚留香、陆小凤不啻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亚森罗苹。古龙的取精用宏，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新的生命，对后起的作者，如*鹰、温瑞安、奇儒、*易、苏小欢等皆有直接与深远的影响。古龙也涉足电影事业，除了授权作品改编为电影外，更亲身执行编剧任务，对武侠文化的传播，也可说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五、“新派武侠”的特色

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直接面对的是读者，读者的接受度如何，完全决定了武侠作品的成与败。文体的代变，依美国文学理论家布鲁姆(HaroldBloom，)在《影响的焦虑》(TheAnxietyofInfluence)中所说的，主要是由于优秀的作者在前代已有的优秀作品的庞大阴影下，难免有强大的焦虑，此一焦虑，必须加以纾解，故作者自觉地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因此他分析归纳出六种改变的途径(36)。“优秀的作者”，亦即王国维所说的“豪杰之士”，其说自是有理有据，但只集中在作者的层面，却忽略了影响及于作者写作策略最重要的“读者”成素。由于代代不同的读者所需不同，势不能不变，而显然地，“旧派武侠”与“新派武侠”所面对的读者，由于社会的快速变迁，也是有极大不同的，新一代的作家如果一成不变地沿续旧派风格，显然终将遭到挫败的命运。

“旧派武侠”的刊行，以报纸和杂志为主，逐日(逐期)于其上刊载，刊登篇幅大小不一，如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则会有出版社与作者洽商，出版单行本，供市场上贩售。“新派武侠”小说的刊行，途径仍仿于此。报刊杂志的阅读，全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但“旧派武侠”流行期间，以抗战前全国人口的统计，约在五亿左右，而教育的普及率仅5%，历史最悠久的《申报》，在年全国的发行量，也不过15万多份(37)，以幅员之大，而读者人数之寡来说，显然与“新派武侠”是有相当差距的。据教育部统计处的资料，年，台湾各级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为人，至年，则已达人，十年内增长约为3倍之多，毕业总人数高达多万人，这些人都是在传统中国文化氛围中教育成长的，自然也成为武侠小说阅读人口生力军。以台湾幅员之小，而可期待的读者之多，显然是拥有更大的群众基础的。港台武侠读者之多，可以在当时充斥于大街小巷的“文化地摊”——出租店看出，出租店以原书售价约10%的价格租予读者，在某个方面来说减低了读者经济上的负担，武侠小说就无形中成为价廉而物美的休闲娱乐必需品了。

但更重要的是，“旧派武侠”所处的环境，虽说已受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但相对于年的台湾，自然还是不可同日而语(38)。武侠小说原就有浓厚的消闲娱乐性质，而这也必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方能尽情享受。“新派武侠”的读者，正是在如此一个社会急遽进步、经济力十足发展的土壤中孕育而生的。

明乎此，我们方才可以进一步去探讨“新旧派武侠”的区别及其所以有别的内在原因。

图21金庸发表在《新晚报》的《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年10月5日)

年10月5日，金庸在《新晚报》发表了《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提出了四个标准：(1)主题思想，(2)人物的刻划，(3)故事性与结构，(4)环境的刻划。尽管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已是老生常谈，但老生之所以会常谈，亦代表了其中自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在。叶洪生所强调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学技巧”虽强调的在于“新”字，却也未能脱出其范围。因此，我们就不妨从此四个标准来看“新派武侠”与“旧派武侠”的区别。在此，我们融汇金庸和叶洪生的观点，以读者为核心，对此展开分析。

(一)主题思想

所谓的“主题”思想，指的是作者借作品意图呈显的思想及观念。在传统中国古典小说中，主题思想并非不存在，如借小说中的内容，凸显善恶有报、忠孝节义等观念，企图“教化”读者，甚或借小说内容，宣扬佛、道、儒三家的思想；但总体说来，由于源自于说书的传统，奇人奇事的传述，也就是故事性还是占有较重要的比例。

“旧派武侠”源于古典侠义说部，在范围上稍有限缩，但已明显突破侠义说部如《三侠五义》强调的英雄辅佐清官、除暴安良的局限，而将眼光放在更开阔的层面，于叙述故事的过程中，